今天，我們為什么還需要魯迅？
【編者按】中國這樣一個大講“正統”、“道統”，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，魯迅這樣的“好的懷疑主義者”，十分難得而重要的；中國現代思想文化，幸虧有了魯迅，才形成某種張力，才留下了未被規范、收編的別一種發展可能性。
文/新浪專欄 文化譚 錢理群
有一部電影叫《魯迅》，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也很不錯，能拍成這樣，是很不容易了。在拍攝過程中，編劇和導演曾經征求過我的意見，因此我注意到編劇的一個陳述，強調魯迅“兼有‘兒子’、‘丈夫’、‘父親’、‘導師’、‘朋友’等幾重身份”，整部電影也是圍繞這五方面來展開的，著重從日常生活中來展現魯迅情感的豐富，同學們看了電影以后，覺得親切而感人，這說明電影是成功的，它有助于年輕一代走近魯迅。但我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，喜歡從另一面來看來想，于是，就有了這樣的疑問：“今天我們花了這么大的人力、物力來拍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，難道僅僅在于告訴今天的觀眾：魯迅是一個好兒子，好丈夫，好父親，好朋友嗎？”這其實就內含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：歷史與現實生活中，我們中國并不缺少好兒子，好父親，好丈夫------，但我們為什么需要魯迅呢？這正是我們所要問的：魯迅對于現代中國，對于我們民族的特殊的，僅僅屬于他的，非他莫有的，意義和價值在哪里？
魯迅油畫像《永不休戰》 湯小銘 圖片來源于網絡
提出這樣的問題，并不是無的放矢：因為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，魯迅研究界就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：在將“魯迅凡俗化”的旗號下，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。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，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。
是的，魯迅和我們一樣：他不是神，是人，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。
但，魯迅又和我們，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：他是一個特別，因而稀有的人。因此，我們才需要他。
這樣說，強調這一點，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，重新把他看作是“方向”，“主將”，“導師”。——這些說法，恰恰是掩蓋了魯迅真正特別之處。
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“主將”，無論是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，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、文化運動，他都是既支持，參加，又投以懷疑的眼光。
魯迅從來就不是，也從來沒有成為“方向”，他任何時候(過去，現在和將來)都不可能成為“方向”，因為他對任何構成“方向”的主流意識形態，以至“方向”本身，都持懷疑、批判的態度。
而且，魯迅還向一切公理，公意，共見，定論------，提出質疑和挑戰。——畫家陳丹青按胡塞爾的定義：“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”，斷定“不管哪個朝代”，魯迅“恐怕都是壞公民”，這是確乎如此的：魯迅就是一個“好的懷疑主義者”和“壞的公民”。
魯迅也不是導師。從古代到現代，到當代，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“導師”和“國師”情結，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。魯迅是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。他在著名的《導師》一文里說，知識分子自命導師，那是自欺欺人，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；但他又說，我并非將知識分子“一切抹殺；和他們隨便談談，是可以的”。在我看來，他也這樣看自己：他不是“導師”，今天我們讀者，特別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里去請他指路，那就找錯了人，魯迅早就說過，他自己還在尋路，何敢給別人指路？我們應該到魯迅那里去聽他“隨便談談”，他的特別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啟迪。是“思想的啟迪”，和我們一起“尋路”；而非“行動的指導”，給我們“指路”：這才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。
而魯迅思想的特別，就決定了他對我們的啟迪是別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，是他獨有的。
魯迅思想的特別在哪里？同學們從我剛才連說的三個“不是”——不是“主將”，不是“方向”，不是“導師”，就可以看出，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系、話語結構中，始終處于邊緣地位，始終是少數和異數。
他和以充當“導師”、“國師”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，就在于他從不看重(甚至藐視)社會、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學術的中心位置，他也不接受體制的收編，他愿意“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飛沙走石，樂則大笑，悲則大叫，憤則大罵”，他就是要在體制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。——當然，他更深知，完全脫離體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，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，他甚至說，這是“偽自由”：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。
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講“正統”、“道統”，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，這樣的“好的懷疑主義者”，這樣的體制外的，邊緣的批判者，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；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中國現代思想文化，幸虧有了魯迅，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，才形成某種張力，才留下了未被規范、收編的別一種發展可能性。
我們這里所說的“收編”，是一個廣泛的概念，不只是指體制的收編，也指文化，例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。這就說到了魯迅的另一個特別之處：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；魯迅因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：《談蝙蝠》，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：“鳥獸各開大會，蝙蝠到獸類去，因為他有翅子，獸類不收，到鳥類去，又因為它是四足，鳥類不納，弄得他毫無立場”：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“蝙蝠”。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的：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，存在著既“在”又“不在”的關系；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系，也同樣存在著既“是”又“不是”的關系。他真正深入到了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，因此，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，“拿來”，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，保持清醒，既“進得去”(而我們許多人都只得其表，不得入門)，又“跳得出”(而我們一旦入門，就拜倒在地，被其收編)，始終堅守了思想的獨立自主性，主體性。他的既“在”又“不在”，既“是”又“不是”的“毫無立場”，正是從根本上跳出了“非此即彼，非黑即白”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“站隊”意識，而對一切問題，都采取了更為復雜的分析態度，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達的纏繞性。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，在現實生活中，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“橫戰”狀態中。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了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，是同代人，甚至后幾代人(他們常常拘于二元對立不能自拔)所不能理解，或只能片面理解，而要在歷史的復雜性逐漸顯露之后，才能為后來人所醒悟；或者說，當后來人面對更為復雜的現實時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啟示性才真正得以顯示，并獲得新的現實性：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，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我們在這里已經討論到了，魯迅這樣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數，異數，這樣的無以歸類的“蝙蝠”，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。
首先，它是一個檢驗：能否容忍魯迅，是對當代，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、健康度的一個檢驗。而我們這里所發生的，卻是人們爭先恐后地以各種旗號(其中居然有“寬容”的旗號)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。盡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，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“老譜襲用”，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，不是為魯迅，而是為我們自己。
當然，任何時候，真正關注，以至接受魯迅的，始終是少數：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魯迅，就不是魯迅了。我曾在《與魯迅相遇》里說過：“人在春風得意，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，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，人倒霉了，陷入了生命的困境，充滿了困惑，甚至感到絕望，這時就接近魯迅了”。換一個角度說，當你對既成觀念、思維，語言表達方式，深信不疑，或者成了習慣，即使讀魯迅作品，也會覺得別扭，本能地要批判他，拒絕他；但當你對自己聽慣了的話，習慣了的常規，常態，定論，產生不滿，有了懷疑，有了打破既定秩序，沖出幾乎命定的環境，突破自己的內心欲求，那么，你對魯迅那些特別的思想、表達，就會感到親切，就能夠從他那里得到啟發。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：他是另一種存在，另一種聲音，另一種思維，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。
而魯迅同時又質疑他自己，也就是說，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向自身的，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，特別之處，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。因此，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，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、開放的過程中，這樣，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。也就是說，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，一邊辯駁的：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、觀念辯駁，也和魯迅辯駁，辯駁的過程，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：在魯迅面前，你必須思考，而且是獨立地思考。正是魯迅，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，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：他不接受任何收編，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；相反，他期待，并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，獨立創造的人——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。
而我還想強調一點：我們今天所面臨的，是一個矛盾重重，問題重重，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。我自己就多次發出感慨：我們已經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，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“站隊”的傳統，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，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“二元對立”模式的內在要求。我以為，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，魯迅的既“在”又“不在”，既“是”又“不是”的“毫無立場”的立場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，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。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，無以歸類性，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，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，并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。
更難能可貴的是，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。他的前述邊緣的，異類的，反體制的思想立場，注定了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，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“被侮辱和被損害者”這一邊，為他們“悲哀、叫喊和戰斗”：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。同時，他又懷著“立人”的理想，對一切方面，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，對人的奴役，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，因此，他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，因而是“永遠的批判者”：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。魯迅曾提出一個“真的知識階級”的概念，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面：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，是永遠的批判者。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。這樣的“真的知識階級”的傳統，在當下中國的意義，是不言而喻的。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。
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，常常說魯迅只有破壞，沒有建設。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，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，是二十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。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面，在我看來，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累而漚心瀝血：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。魯迅早就說過：“我已經確切的相信：將來的光明，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”。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。早在二十年代，他就提倡“泥土”精神，提出“不要怕做小事業”。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，他還呼吁“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”。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上的“苦工”，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歷程，他就以重病之身，編校了自己的雜文集《花邊文學》、小說集《故事新編》，翻譯《死魂靈》第二部，編輯出版亡友瞿秋白的《海上述林》，編印《〈城與年〉插圖本》、《〈死魂靈〉百圖》、《珂勒惠支版畫選集》，還參與編輯《海燕》、《譯文》等雜志。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，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，但他生命的意義，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，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。這倒是顯示了魯迅“平常“的一面：魯迅經常把他的工作，比做是“農夫耕田，泥匠打墻”，這正是表明了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。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，也是他的偉大之處。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、浮華的，空談的時代，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“苦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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